人们要是看关于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回忆，会得到一个印象：日本鬼子“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时，特别爱抢老百姓的家禽，比如鸡啊鸭啊。这并非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之后才有的现象，而是贯穿抗日战争始终。除了日军野蛮成性，几乎就没啥不抢的东西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日本鬼子是最穷的帝国主义。

日本鬼子一开始就在占领区推行“以战养战”政策，疯狂地进行无情的掠夺，而且还对日本人自己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但仍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被迫追加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并采取了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降低产品规格等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满足对数量的需求。但日本在军需物资的供应上仍捉襟见肘。1938年6月，日军甚至将中学里的教练步枪都收回利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敌后抗日军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粉碎侵华日军的“以战养战”的企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抗日军民实行统制贸易，设置关卡，杜绝资敌物资外流；发行货币，禁止敌钞流入。在敌战区，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矿山，抵制日货，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同时使它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消耗在中国战争。日本国度比较小，其国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开始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日本军事经济衰竭、战争财政拮据，反映在侵华日军中，主要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

侵华日军士兵历年贮金（日元）从该表看，侵华日军士兵的工资，从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名义上增长了两倍以上。但是，侵华日军内部实行强迫储蓄制度，即“贮金”制。每次发薪水时，规定的贮金先被扣下，战时不得支取。仅扣除贮金一项，就可看出士兵月薪的增长仅是一种假象。

仅扣除贮金一项，就使侵华日军士兵的薪水额还停留在战争初期的水平上。

除贮金外，因物价不断上张，货币不断贬值，也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实际收入。而日本干兵的伙食费，是直接从到手的薪金里抽取，交给在联队里保管仓库和负责出纳的士官，或交给负责烹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统一采买主副食。剩下的钱才能由士兵个人支配。

日军侵华初期，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酒保”。所谓“酒保”，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为日军官兵服务。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烟、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士兵有钱可随意购买。但从1940年开始，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大队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酒保”供应的物品中，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制士兵购买。1944年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日军实际控制区域不断缩小，交通线受袭扰的频率越来越高，导致日军“酒保”供应品的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般扶摇直上。其中，面包价格较1943年上涨了3倍多，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白糖价格更是上涨了100多倍。

战争前期，日军面对伙食还能笑得出来。越往后越笑不出来了。

具体到伙食方面，我们先来看则资料。

1931年，日本陆军颁布了修改后的《战时给与规则》，首度将甜食列人军人口粮当中。根据该规则，战时陆军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

主食：精米640克、精麦200克；代用品为精米855克，或面包1020克，或饼干675克。

肉类：罐头肉150克。代用品为带骨鲜肉或咸肉200克，或无骨咸肉、带骨干肉150克，或鸡蛋150克，或无骨干肉120克。

蔬菜类：干蔬菜110克，或新鲜蔬菜500克。

渍物类：梅干40克或福神渍40克；代用品为糠渍酱菜或盐渍酱菜60克（所谓“糠渍”，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来发酵腌渍蔬菜的方式）。

调味料：浓缩酱油20克、食盐12克、味噌粉40克、砂糖15克；代用品为酱油0.1升或味噌75克。

饮料：茶叶3克。

加给品：每人每天清酒0.4升或烧酒0.1升，甜食120克，纸卷烟20支。

看起来似乎还相当丰富，各种营养物质门类齐全。其实，全面抗战爆发后，这项规定其实就没怎么真正落实过。

前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到，日军的战场后勤保障能力很差。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还可以就士兵自带的口粮过日子，然后就开始节食减肥。1天吃不到1合大米,（1合约0.18升），菜就是咸菜什么的，一点奶糖都是十分珍贵的，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动物食品。只有在部队到后方休整时，才有可能吃能按军部标准发放的基本伙食，或是部队“就地征发”，实际就是抢劫。

根据日军战史资料及幸存士兵战后回忆，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后来递减为50%，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约700克）。每餐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应上，刚开始为猪、牛肉及鸡、蛋等，后来逐步为生鱼、腌鱼、海带等代替。至1943年后又被代之以酱、蔬菜、南瓜、萝卜等。士兵连饭也吃不饱。1940年6月后，日军部队普遍以面条、馒头为主食。

按规定日军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本来就不太够吃， 军官还经常克扣，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于是为了练习饿肚子，日军军官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做实行‘减食’训练。其实日军军官把粮食私自卖掉分钱。可日军士兵们就更遭殃了。一般老兵还能想点办法但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只要捡拾老兵们的残羹剩饭。特别是晚上站岗时，肚子饿得只能一个人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日军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后来因为大米缺少，便给士兵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日军以前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后来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

而军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的肴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与军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此外，军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 这样士兵的伙食就更坏了。

如果不打仗，平时在营房驻守的时候，日军士兵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

瞧瞧，这就是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上峰没有下达“三光”的命名，这帮子饿红了眼的豺狼还不得见啥抢啥？

当年中国穷，鸡作为一种主要靠散养，可从自然界自行获取食物，能自己找食又不消耗宝贵粮食的鸡，自然成了农民养殖的首选。这些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鸡哦。

而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因为品种及产量的原因，鸡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价，一碗拉面售价0.1日元，一条鲷鱼售价0.15日元，而一只鸡却卖到3.6日元。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鸡肉。到中国下乡扫荡见到中国土鸡，蔫有不抢之理？

不过，抢着抢着，抢到1944年及以后，日军渐渐抢不动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沦陷区百姓的物资给糟蹋得差不离了，另一方面侵华日军不仅战斗力下降明显，而且战斗意志也大不如前，加上长年半饥半饱，体力也跟不上，动手抢掠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样信心拈来，十拿九稳。

那咋办呢？肚皮饿着咕咕叫，总得想点办法吧。于是在敌后战场上的侵华日军中，啥怪事都发生了。

日本和平学研会曾采访过的200多个侵华日军老兵，他们回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部队伙食就已经很糟糕了。为增加份量，吃抢来的麦子时经常不去麸壳，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树掏鸟窝的事屡见不见。青黄不接时，甚至连地里的青苗也不放过。《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报道：“在粮食给养上，敌人就更加狼狈了。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当然吃不饱是事实，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下社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 。抗战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诞生了一条新的歇后语：日本人吃茭子——没办法了！所谓茭子就是高粱。当地日军孤立的据点由于补给不畅，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会做面食，结果小鬼子吃得面黄肌瘦，没几天就投降了。这一景象就成为了一条新的歇后语，用于形容穷途末路。

1944年的时候，驻苏南地区的日军每月只要发了肥皂牙粉，就拿到到点心铺交换点心。还有的日军拿军大衣去换地瓜吃。山东诸城的日军吃野菜团子的照片，登上了日伪的报纸。北平郊区有日军向农民讨要蔬菜果腹，状如乞丐。战争末期，侵华日军里还多了不少上了年纪的手艺人。这些人为解决吃饭问题，开小店，做买卖，修农具，出租军马换粮食，生意做得风声水起。

上面这些是相对本份的，自然也有胆儿肥的。1944年冬天，为筹集过冬的柴火和粮食，广宗件只、核桃园，南宫高家寨、南便村、苏村等地的日军拿出部分枪械弹药来和自卫团、青抗做交易。不仅小地方的日军，就连北平日军也这么干过。清华园附近的1个早点摊实际上是个交易所。双方谈判代表身着便衣同桌吃早点，吃着吃着就把交易谈妥了。上到轻重机枪、掷弹筒，下至步枪、子弹，换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议价。交易双方都只收实物，不要现金。

1945年农历春节过后，驻河北冀县的日军集中了2个小队外带1挺重机枪，想打劫地方维持会长，“吃大户，打牙祭”。这股日军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岁，以及45岁至50岁之间，是标准的老弱。加之长年营养不良，体力很差，结果几十号人被维持会长手下堵在院子里，用棍子好一顿胖揍。最后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了用1挺重机枪换1顿猪肉水饺的协议。交易完成，两拨人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有强抢不成的，也有巧取成功的。有“脑筋活络”的日军官兵，则成天为成为中国地主、富农的“干儿子”而努力奋斗。这倒不是为了啥“中日亲善”，说穿了就为了蹭饭吃。而一些中国地主、富农为了自家少受袭扰，也乐于这么做。日本文化是极为鄙视“上门女婿”的。在日本，上门女婿必须改姓女方家的姓，公开声明孝忠女方家，与自己家断绝关系。如有违反，全社会会把这人当作不守信用之人，这在日本比死还难熬，绝对没他的好。可河南商丘1个日军中队长不但自己倒插门当上门女婿，还派手下几个鬼子到老泰山家当长工。老泰山吃饭管饱，还发些零用钱，结果没被派上活的鬼子那个羡慕嫉妒恨呀，就甭提了。不光是中国地主们开始雇佣日本士兵当长工。1944年的时候，沦陷区的中国工厂里出现了大量日本“工人”，其实都是来打工糊口的鬼子兵。

敌后战场上曾经不可一视、四处劫掠如家常便饭的侵华日军最后混成了这副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敌后抗日军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付出的牺牲无法统计，自当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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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