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行者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中的理想人格之一。某种程度上说，《红楼梦》的艺术品格就建立在贾宝玉的独特人格之上，缺少了贾宝玉这个超凡脱俗、高标独立的逆行者形象，《红楼梦》深刻的批判性就无从说起，其傲视群雄的艺术品质也会大打折扣。

这位怡红公子是思想先锋、情种、懦夫、混子、才子、呆子的混合物，一个复杂的多面体。

一般儿童天性自由，顽皮、淘气，随心所欲，随着年龄增长，不必经过系统思考和理性选择，就会接受家长、 社会的规训，革除野性，适应、遵从社会规范，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听话的人、知道认同并服从权威的人、与家长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他或许偶尔也会有所冲动，触犯社会共有的习俗或观念，犯个什么错，不管口头上承认不承认，他心里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之后或者改邪归正，或者破罐子破摔，成为连他自己也瞧不起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和这社会是一体的，没有违和感，死了也是个明白鬼。

贾宝玉不是这样。这位功臣的后人，家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身边有很多功成名就地位显赫的榜样性人物，本人有灵性有才华，按说可以轻易地“懂事”，按长辈的设计，考中进士，点个状元什么的，甚至为将为相都有可能，那时候连他父亲也得仰而望之，何乐而不为？

可他偏不，他天生不喜欢这些。他抓周抓的是女孩子常用的脂粉钗环，而不是正经男人喜欢的书本刀剑之类；长大后又视八股文章为饵名钓禄之阶，不喜欢“与士大夫诸男人接淡，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这天性又被生活环境所强化。生长在豪门世家，身边姐妹聪慧，丫环使女美丽，耳鬓厮磨之中，他发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认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这“浑话”在贾宝玉那个时代是石破天惊的，简直是一份女性主义宣言。被三从四德驯化了的女人，原是男人们的玩物，他却把她们抬高到男人之上，说她们比男人纯洁又高贵，并愿意给以普遍的爱怜，如此的颠倒反转，不是一般男人能有的见识。由此，他进化为一个情种。

宝玉对女性的爱怜非狭隘的性欲，而是哲学性的尊重。警幻仙子说他是天下古今第一的淫人，这个“淫”应是“意淫”。宝玉认为出嫁的女人沾了男人气，就没那么纯洁可爱了，心理上有维护少女们贞操的动机——这也是他没有堕落成淫棍的主要原因。一个公子哥儿，有了这一等见识，自然会消解自己的占有欲望，对身旁的少女持欣赏而非亵玩态度。嗜好少女唇上的胭脂算是这态度的变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女性化了——也是一种自我弱化——如傅二爷家两个嬷嬷说的：“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跟燕子说话，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且一点刚性儿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

贾宝玉明确的性体验很少，一次是在秦可卿房里与袭人初尝禁果，再就是婚后分居一些日子后的第一次夫妻生活：“从过门到今日，方才是雨腻云香，氤氲调畅。”这是宝钗怀孕的铺垫性笔墨。这种寡欲的描写大概为的是落实“意淫”两字之内涵，与宝玉整体上的无欲相呼应，也与贾琏薛蟠之流作出区隔。

贾宝玉当不了薛蟠、贾琏。他心地善良温文尔雅，没有蟠、琏的霸道、蛮横和粗俗。借跛脚道人那柄风月宝鉴，其正面所映照的，是有点女性化的、或者代表着少女精神的贾宝玉，反面所映照的，正是蟠、琏之流的饕餮凶悍。蟠、琏他们有强烈的占有欲，但也并不欺负女人，主要是那种势利贪婪龌龊令人厌恶。贾政也该映入镜子反面，其正经、刻板、严酷形象，属须眉浊物之一种。

贾宝玉女性主义的中心事件当然是宝黛之爱。由关心、试探、误会和忌妒为主要内容的宝黛交往史，是一部波澜叠起刻骨铭心的精神恋爱史，“情种”形象遂跃然而出。 但这一对情种懂得男女之大防，知道身体之疆界，知道乐而不淫适可而止，把一切都弄成哑谜和暗示，连个吻也不给对方。

总之，在这场强弱悬殊的对决中，张牙舞爪的男人一方，残酷地失败了，柔弱娴静的少女一方赢得了胜利。没有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不用刻意地比较，贾宝玉几乎不假思索地作出选择，站在可爱的少女们一边，而不是代表着力量和强权的男人一边。

贾宝玉人生中遭遇的两个问题，性别权力问题和职业进取问题纠缠一块，其实是一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他看不惯男人的功利、装腔作势蝇营狗苟，所以钟情于清纯如水的少女；些少女恰好是男人们的镜子，她们冰清玉洁，正好映照出男人们的丑陋和肮脏来。连带着也男人和官场心生厌恶，把父辈的人生理想抛弃到荒郊野外了。

拒绝贵族男性规定性的仕进之路，是对修齐治平之类的社会主流价值的疏离和背叛，这凸显出贾宝玉的个人价值。他站上时代性高度，成为一个旗帜性人物，与大众拉开距离；他显得那样地清高孤傲，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加上他天资聪颖，吟诗作对，出口成章，又会讨女人欢喜，其形象便光彩夺目了。

但从社会现实层面看，贾宝玉的否定和拒绝，不单意味着对长辈的不敬，还意味着对皇权的不屑，贾政们自然要把他视为废物、逆子、孽种，来一个否定之否定，找机会狠狠收拾一顿。宝玉承认错误，但并不准备改正，对人生中的重大问题，他想自己做主。

问题是贾宝玉贱男贵女、拒绝仕途经济的情结只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感性的觉知，尚未上升到理论自觉，不能成为行动指南贯彻落实在生活中，更没有实行他的“主义”的计划和措施，比如提高丫环们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每年为少女们办几件实事，解决某位姐妹遇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为哪位遭遇灭顶之灾的少女挺身而出了。只是与她们厮混一块，给予小小不言的关心，是不应作数的。

贾宝玉在人格上有两面性。他思想先锋，是个超越者，行动上却是个守旧者、回头客；他是时代英雄，但又为情境侏儒；他有独立于他人的价值观，但没有实践这价值观的意志和能力。伟大的观念匹配以渺小的能力，甚至是反向能力，产生的只能是一个中性的、不长不短的没有生机和活力的东西。

这两者中间，是以贾政为代表的社会规训力量。教训宝玉的那根板子和欲勒死他的那根绳子，是这力量的象征，如悬剑时刻警示着他。这就是宝玉避猫鼠一般怕见贾政的原因，也是他的女性主义价值观总是止步于权力所及之处的原因。

《红楼梦》的世界是个权力金字塔套盒结构，大金字塔里套着小金字塔，层层叠叠。宝玉房里这个小号金字塔，宝玉高居于塔尖，大家众星捧月一样围着他。但他是个开明君主，对手下的丫环们博爱有加，并不随便欺负。偶或罕见地踢了袭人一脚，过后还作了检讨。怀疑袭人是王夫人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但并不追究。这个小号的金字塔外面是贾府这个大号金字塔，贾府外面还嵌套着更大号的金字塔。 一个人被安排在这种套盒结构的某一个位置，不可能随心所欲。对于性灵聪敏的人物来说，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压抑会让他痴呆发疯，但无可奈何。除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以贾政为代表的社会性规训力量的压抑，导致贾宝玉心理结构失衡，生理欲求不兴，厌恶八股文章，社会性欲求熄灭。除了那场与黛玉失败的恋爱，除了与女伴们谈心，加上提防父亲的责骂，他无所事事,没有任何追求.哪怕是当一个西门庆，以追逐女人为终生志业——这应是这位情种最易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可他宁愿拿意淫遮盖自己的无能，只会玩一些小孩子们过家家之类的东西，显得过分业余。最后,他对女性干脆也失去兴趣，成了个真正的呆子，其女性主义主张自然被束之高阁。按作者铺设的一条暗线，贾宝玉终究要出家、回仙界当他的神瑛侍者，就算如此，丢玉之后他知道自己这个结局，也应该读点佛道方面的书，做些准备吧？可他同样没有兴趣，只是被动执行父亲的劝学令。他心理上不想有任何难题，肩膀上不想有任何负担。

柳湘莲是其对照性人物，他行侠仗义强悍刚烈，性格正与宝玉相反。对薛蟠的猥亵，欺负，柳湘莲挥以老拳，又与尤三姐上演了一出惨烈的爱情悲剧。这些如果放在宝玉身上，恐怕只有相反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柳湘莲与林黛玉相爱，得知爱人被人调包，不知道会闹出来多大一场乱子。只可惜，柳湘莲最后以出家“殉情”，与宝玉的归宿竟不谋而合。蛇蝎美人凤姐是另一个对照性人物。这个狠毒、贪婪、专权的女人，在贾府最为活跃、风光，反衬着宝玉善良怯弱、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

当然，不管是王熙凤还是柳湘莲，或其他人，他们都没有宝玉的精神内涵，那种卓异的见识和感知力。如第二十八回，宝玉听见黛玉感花伤春的一篇词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引发出他悲观主义的幻灭感。尤氏就看清了宝玉的懒散本性：“谁都像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

缺乏强烈的生命意志，缺乏生命的冲动和欲求，宝玉的“自主”只能是少儿天性的自主，软弱而被动，可称之为“无意志自主”。他的语言与行为多呈分裂状态，总的指向是：不敢面对现实，胆小怕事，逃避责任，甘为懦夫。

黛玉这个佳配被调包换成宝钗，直到掀开盖头才发现情况不对，“宝玉睁眼一看，好像是宝钗，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钗么！只见他盛装艳服……论雅淡，似荷粉露垂；看娇羞，真是杏花烟润了。”他发了一会儿怔，便嚷着要找林姑娘，然后昏沉睡去。因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忍受。按道理，即使有病，定亲、结婚这种事宝玉应该很是敏感，当会有所发现，哪怕稍有疑问就该弄清楚。但宝玉没打算做些什么，携黛玉私奔的念头更是断断不敢有的。。

宝玉虽有大胆违时言论，偶尔会任性，但是个遵礼守法的人，很知道忍让和服从。在天性（自主）与权力（规训）发生矛盾时，他基本上是无所作为，不辩白，不投诉，不发泄委屈，不寻找同情和支持，不作些反思，更不寻求报复。他关闭思考机器，不做复杂的心理体操。

贾宝玉的心理、行为模式可名之曰转换式逃避。面对一个尖锐的现实场景，他不寻求破解之道，而惯于逃避。这逃避又似乎不单单是逃避，他妙用一个转换，由实转虚，由现实转入虚幻（文化），把眼下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陡转为一个轻松的心理、文化问题，给自己一个“心理结尾”，从而在潜意识中缩减、结束、遗忘那个现实，令自己退缩至安全境地。似乎为这个“逃避”抹上一层玫瑰色，“逃避”就不那么逃避了，心理上就得到了平衡。

贾宝玉的人格是双向分裂的，一面是超越、先行，一面是退缩、逃避，可概括为双向悖反。其意向性结构是无意志自主，其行为模式为转换式逃避。如此，贾宝玉的人格整体上可以表达为：

生命动能双向悖反+无意志自主+转换式逃避。

这种双重人格及其心理、行为模式有以忠孝为中心的儒家文化框定、规范，及现实中父权拘束逼迫等原因，其底色是庄禅文化，躲避，退让，遇事习惯当缩头乌龟，以求得安全，且得意于以柔弱胜刚强。

藕官在大观园中烧纸祭亡友，受到管家老妈子的训斥，宝玉也有替她遮掩的侠义之举，但对来自上意的强力管控，他是不敢染指的。迎春丫环司棋因被抄出表弟情书、物品而遭解雇，司棋被婆子们押解出府，碰到宝玉，便求宝玉找王夫人说情。要说王夫人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宠爱得不得了，宝玉很有资格当一次说客，求母亲从宽处理。但宝玉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不知你做了什么大事，如今你又要去了，这可怎么着好？”待婆子们押解司棋走远，他只狠骂那些执行命令的婆子们：“奇怪，奇怪，这些人嫁了汉子，惹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人更可杀了。”——把当下的现实问题陡然转换为一个文化（男女性别）问题，大骂执行任务的婆子，好像已经为司棋出力了。

宝玉婚后当过一次说客的。惜春出家为尼，王夫人等商量哪个丫环随侍，黛玉丫环紫娟愿跟从。宝玉道：“我不该说的。这紫娟蒙太太派给我屋里，我才敢说。求太太准了他罢，全了他的好心。”

最典型的是宝玉钟情的丫头晴雯。晴雯生得与黛玉一般美丽，是黛玉的镜像式人物，宝玉曾容忍她接连撕碎几把扇子，以满足她的娇嗔任性，表现出他女性主义的大度。但因绣春囊事件抄检大观园时，凤姐、王善保家的搜查晴雯的箱子，睛雯觉得自己的尊严受损，气得把箱子里的东西抛撒一地，一旁的宝玉却不置一词。而同住大观园的探春却不许他们搜查丫头们的箱子，发了一大通脾气，还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耳光，抄检者才灰溜溜走了。晴雯因美貌被开除出贾府，宝玉并不干预。过后倒是打听了晴雯的住处，偷偷看她一趟。晴雯死后，他由实转虚，来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将一个严酷的死亡事件成功地转化为一个文化表达，死者和作者似乎都可以心安理得了。

对平日并不亲近的女孩，贾宝玉就更不能担当了。一日中午他到王夫人那里，见王夫人正合眼睡觉，丫环金钏坐一旁打瞌睡，便轻轻走近，拽她耳朵上的坠子，与她开了几句玩笑，把自己荷包里的香雪润津丹喂她嘴里。哪知王夫人是假寐，照金钏脸上就是一个嘴巴，骂她“小娼妇”。事因宝玉而起，他为金钏辩解一下，自己有所承担，就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宝玉不但不担责，反“早一溜烟跑了”。王夫人认定金钏勾引宝玉，开除了之。

及至回怡红院叩门，因大雨听不到叩门声，开门迟了，宝玉便生气地一脚踢在开门的袭人肋上，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了！”这时候也顾不得讲女性是水做的骨肉了。可以猜测他是因金钏挨打而借机泄愤。

后金钏投井而死，宝玉听到消息颇感“五内摧伤”，听说父亲要拿他，知道事情不妙，赶紧拉住一个老妈子，让她给贾母报信：“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父亲以荒疏学业逼淫母婢为名毒打宝玉，“宝玉自知不能讨饶，只是呜呜地哭”。他不为自己辩解，更不为金钏洗白，只以柔顺听话的姿态示人。

宝玉当然不是铁石心肠，金钏的死肯定让他心有戚戚。养伤中见金钏妹妹玉钏给他送饭，“便想起他姐姐金钏来了，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便把莺儿丢下，且和玉钏说话”。作者没写宝玉说些啥话，话中是否对金钏之死有所忏悔，但毕竟对死者妹妹表示了大约一刻钟的友好。

刘姥姥为讨好贾母虚构一个什么祠堂，说祠堂里的佛像成精了，宝玉信以为真，打听具体所在，令焙茗去找寻而不得，之后到水仙庵烧香，宝玉不说话，只弯腰鞠了一躬，所为何人，作者也未说明。我们权且自作多情，认为他是在祭奠金钏。若此，宝玉算是完成了一个“心理结尾”。

至于那些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如王熙凤设局逼死贾瑞、尤二姐，尤三姐殉情这些族中的重大事件，宝玉总该知道，却没有感觉，亦不置一词。只秦可卿之死他反应激烈：“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这大概缘于他与可卿有梦中交合关系。

真正让宝玉五内俱焚的是黛玉之死。他没有为黛玉写什么诔，而以出家完成了一个庄重的心理结束仪式。

贾宝玉与父母、社会的认识论冲突似乎是一个死结，本不易解决，可高妙的宝玉轻易就解决了。他屈从父母之命参加科举考试（中第七名举人），科场出来之后玩起了失踪：他出家了。这与作者对其前世的设定有关，更与他的人格底色本就是佛道出世文化有关，是他人格的自然发展的结果。

除了宝黛关系，贾宝玉的精神和灵魂似乎一直没有在这个世界扎根，与社会、他人总是若即若离，处于漂浮状态。这种人平素善于跳出是非漩涡置身事外，最终出家为僧，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有意思的是，偏是这个软弱、遁世的逃跑，成为贾宝玉一生自主性的重大表达。他用他的逃避完成了一次进击。

设想宝玉中举之后不逃跑，麻烦事就多了。皇帝要召见他，大概会赐他一个耀眼的官职，他呢，当然不愿意去摆弄仕途经济，可继续当他的公子哥，继续与那些丫环小姐们厮混一起，父母是不答应的，夫人宝钗也不会同意。最主要的是，皇帝也不可能允许，起码，皇帝不高兴是可以找他一些麻烦的。现实封堵了贾宝玉的自我规定性，他要继续他的痴呆行为，只有两条路，要么为僧为道，要么消灭自己。这个缺乏生命意志的人确实动过死的念头：“我能够和姐妹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了一辈子了。”但比较起来，还是出家这个方法更稳妥更容易接受。于是，宝玉机智地不露痕迹地逃跑了。

宝玉的逃跑是出家，也是自我消灭——自杀。

也许这是他的明智之举。“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语） 作为贾府唯一一个清醒者，贾宝玉不喜欢肮脏的官场和那些肮脏的男人，不愿意为父母和体制所拘，他知道温柔富贵乡里的风刀霜剑，也是可以杀人见血的。婚姻调包消灭了他的爱情期望，锦衣军抄家又让他感受到贾府上面那种更为暴烈的力量，他无法抗拒这种力量，不可能改变什么，既如此，那就躲起来，躲得越远越好，跳出樊笼，奔赴自由，由富贵闲人改任世外闲人，才算五根清静。

贾宝玉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他的镜像人物甄宝玉与他有相同的外貌和价值观，两人见面，贾宝玉本想引为知己，但甄宝玉一席话让他感到味同嚼蜡：“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所以把少时那些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因回房对宝钗说：“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贾宝玉因此对甄宝玉很是不屑。

那么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方向，比如让他鼓动起自己的生命意志，反抗父亲，反抗那个窒息人的制度，有没有可能性？应该没有。

不能设想贾宝玉像堂吉诃德那样执长矛与风车搏斗。时代不给他这个可能性，他自己也不会给自己这种可能性。，他意识深处没有这种文化因子。《红楼梦》中没有水泊梁山，即使有，贾宝玉也不可能落草不寇。他有洁癖，厌恶文章制度，却没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不可能自贬身价与盗匪为伍；他梦游过太虚幻境，心中有所向往，出家就成为必然——他只能、只可以出家，皈依佛祖，没有第二条道路。

况且，作者铆足了劲，用他超绝的想象力，为宝玉的出场铺设了那么长那么厚的红地毯，安排了那么奢华的送行队伍，从甄士隐到跛脚道人、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还有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女娲遗下那块顽石，太虚幻境、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等等，串联起一个世外的乌托邦——用当今的眼光看来，时间已让作者这个过度包装失去了光泽——待宝玉下凡历劫，在这温柔富贵乡走完一遭之后，仍由这个奢华的团队引登彼岸。因此，贾宝玉必须出家，回归于那个太虚幻境，或者幻化成那块载有《石头记》的顽石，这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

贾宝玉必须成为贾宝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连顽固的贾政最终也认可了宝玉的归宿。

脱离了社会的羁绊，贾宝玉果真可以跟着那僧人在半空中飞翔了。如此的贾宝玉就没有了人的意味，人性寂灭，成为一个非人的存在。

但那只是个幻想。或是托词。

按照宝钗富有诗意的说法，贾宝玉是一个富贵闲人，黛玉则讥他为银样镴枪头，母亲称他为混世魔王，父亲则指责他为废物，德国人尼采会把贾宝玉列为“末人”。末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小人”，是指生命力疲弱、衰败，无视生命无视创造的人。那么庄子呢？会说贾宝玉有无用之大用？

笔者想，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可为贾宝玉的反例。浮士德与贾宝玉年龄、职业悬殊甚大，生命欲求也截然相反。贾宝玉是内向的退缩的，浮士德是外向的扩张的；贾府的绝对命令“你应该”，被浮士德转化为“我要”，爱情、政治、古希腊之美、个人功业，凡人所具有的他都要具有。这正反映了文化复兴之后欧洲人无休止的探索精神。曹雪芹没有受到文艺复兴洗礼，走不出文化的内向自噬，倒赋予贾宝玉时代的典型性。这两种人格表达出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方心态上的巨大差异。《金瓶梅》写一个欲望的表征性人物就算很出格了，西门庆的欲望只是一时的肉体之欢，缺少精神性和体验性，与浮士德的恋爱质量上判然有别。《红楼梦》深入一步，写欲望的压抑，宝黛之爱被压抑、消灭，宝玉的社会性欲望被自我压抑，唯一的出口是出家。两个文学典型，就心理深度和现实主义的说服力来看，贾宝玉要比浮士德略胜一筹；就对时代精神的表达和推动来说，显然，浮士德要略胜一筹。

这里庄子的大用说是可以成立的。作者偏把这样一个婆婆妈妈的闲人、末人，这样一位反英雄作为男一号，费九牛二虎之力，在这个形象内部和外部铺陈、穿插、附会、雕琢，令其心脑回路虬曲复杂、矛盾悖反，开显出一片强烈的思想景观，有着巨大的概括力。它说明着贾宝玉自己，说明着他那个时代，甚至他之后的时代。这个“古今未见之人”无疑是中国文化结出的一个硕果。他的母体《红楼梦》是中国文化过度成熟和近腐烂之时冒出来的一棵参天大树。起码，它是前无古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后无来者。

我想作者当时或有预感——他应该有这个自信：书中的宝玉终究归于虚无，但其形象将成为国人人格的一个标本，垂之久远。

贾宝玉并不孤独。这个缺乏生命欲求的人却有众多子嗣，且绵延不绝。想这些子嗣们的主流人群会承续先祖的人生智慧，善于以退为进，偶或玩一玩逃避、转换的小游戏，“乡愿”习气浓郁。其中一个最极端的子孙，名字叫作阿Q的，堕落成了个流氓无产者，穷困潦倒，但精神不败，尤为擅长转换心态自我安慰：“儿子打老子！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