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干部录短视频宣传”成为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中的一股热潮。从湖南汨罗的“小杨主任”到四川资阳的“土货书记”，村干部们纷纷化身“网红”，以接地气的内容、真实的场景、创新的形式，架起了一座连接城乡、传递政策、助农增收的桥梁。这一现象既是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的必然选择，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干部主动求变的生动实践。

一、从“新农具”到“连心桥”

短视频在乡村的普及，重构了基层干部与群众的互动方式。过去，政策宣讲多依赖“村村响”广播或入户走访，效率低且难以深入人心。如今，村干部通过短视频将政策“翻译”成方言土语，用“掰手指算账”的直观方式，让“多缴多得”的养老保险政策被村民接受。例如安徽东至县组织251个村书记用方言录制政策解读视频，使参保人数激增232%，补缴金额超7200万元。这种“乡音传党音”的模式，既打破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壁垒，也拉近了干群情感距离。

在助农领域，短视频更成为撬动乡村经济的“流量密码”。湖南汨罗的杨鹏（“小杨主任”）通过记录乡村日常、讨论“未来谁来种地”等话题，带动豆角干、红薯干等农副产品销售，并吸引乡友投资建厂，预计带动300人就业。四川资阳的关祖苹以幽默风格直播卖货，2024年销售额超千万元，带动2000户村民增收。短视频不仅让“土货”变“尖货”，更让乡村的“沉默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二、基层“触网”的双重挑战

村干部“触网”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其背后折射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痛点。一方面，非专业团队与真实场景的碰撞既是亮点也是难点。湖南筻口镇游港村直播间因“够乱、够土”走红，村民在镜头后聊天、抽烟的“原生态”反而成为吸引力，但如何平衡真实性与规范性成为难题。另一方面，产品质量与标准化的矛盾凸显。如游港村因红薯条“切得太整齐”被质疑为工厂货，而农户自制的萝卜条虽畅销却面临食品安全认证的挑战。这些矛盾提示我们，乡村电商需在保留“土味”的同时，逐步建立品控与溯源机制。

此外，可持续性问题不容忽视。部分村干部因兼职运营账号导致精力分散，如游港村代光桃感叹“晚上几乎没时间管家事”；而账号过度依赖个人IP可能导致“人走号凉”，如筻口镇曾因村支书调任而停播。如何从“单兵作战”转向“矩阵发展”，从“公益输血”转向“商业造血”，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构建乡村数字生态的“三重路径”

一是培育人才梯队，打造“乡村IP矩阵” 。鼓励青年干部、返乡创业者、新农人共同参与，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格局。江苏扬中市通过“浓农帮帮团”开展公益直播，青年干部施艳文、丁鹏等带动农产品年销售超百万元；四川帽石村关祖苹推出“新村民”计划，吸引116名青年共建乡村文旅项目。这类模式既分散运营压力，又激发创新活力。

二是推动“土特产”标准化与品牌化。借鉴游港村“标注农户姓名”的溯源机制，结合东至县计划发展的家庭式小作坊，推动农产品从“手工制作”向“规范生产”转型。同时，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如四川友谊村将沃柑与田园实景结合，通过“走播”形式增强产品吸引力。

三是完善政策支持与长效激励机制。政府可通过专项资金扶持、电商培训、物流补贴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例如筻口镇成立综合直播基地，整合村级资源；东至县构建“1+15+N”三级联动机制，形成政策落地闭环。此外，探索村干部直播绩效与集体经济收益挂钩，激发内生动力。

四、以“小屏幕”书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村干部录短视频的“出圈”，本质是基层治理从“管理”向“服务”、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的转型。它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应用，更是干部思维的重塑——从“田埂上的实干家”变为“镜头前的连接者”。未来，唯有将短视频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留量”，让数字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方能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