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现在基本有一个共识了。就是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主要是在敌后的游击战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好像是一个分工。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分工？国民党军队人多势众，他们为什么不打游击战呢？按说，他们人数更多，装备更好，组织更健全，如果能到敌后打游击战的话，应该更拿手才是。

实际上，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也想打游击战。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会上说，既然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国军同样也能。

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好，所以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调动部队进入日军占领区，准备开展游击战。先后有50万以上的国军部队进入敌后。

（白崇禧）

为了训练部队打游击战，1939年蒋介石在湖南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班是有了，老师从哪来呢？当时谁会打游击战呢？当然就是共产党。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邀请叶剑英率领一批八路军教员前来授课。

（叶剑英）

课上讲了什么呢？其实和我们今天在教科书和电视剧里看到的差不多。游击战的经验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组织。共产党这边的老师就说了，要做到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比如八路军总司令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还要做到军民紧密结合，充分发动和依靠敌后民众的力量，等等。就是我们今天听起来，都很政治正确的做法。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听了之后都叹气，说自己的部队根本做不到。别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也不可能做到和士兵生活一样。至于发动民众，更是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果然，后来国军的游击战确实搞不下去。

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为国民党军官贪图享受，这才做不到官兵平等吧？不是。如果你熟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史料，你会发现，国民党军官并不缺那种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慷慨赴死的人多得是。连死都不怕，怎么还会怕吃苦呢？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国民党军队也不至于在敌后游击战场颗粒无收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要知道，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特殊之处就在于内部严格的等级和纪律。“官大一级压死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成千上万的士兵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所以，树立军官的权威，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甚至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手段。

在当时的西方军队里面，军官的食堂澡堂厕所，和士兵也是要严格分开的。这些生理性活动，大家都在一起，容易损害军官的权威嘛。在战俘营里，军官和士兵也是要分开来看管的，因为一旦军官不在，士兵的组织性也就丧失了，反抗能力也就消失了。

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这种建军模式被概括称为“兵贵愚，将贵智”，就是当兵的要蠢一点，军官要聪明一点。

明代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如此。戚继光的招兵原则是只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他订了一条奇特的筛选标准：凡是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律不招。他只要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清代的曾国藩，招兵的原则也是类似。

蒋介石建军，沿袭了这种方式。他有一句名言：“打仗就是打将”。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蒋介石就非常重视笼络军官。他几乎亲自接见过每个高层军官，听说谁家里有困难，立刻批钱救助。所以，国民党中央军嫡系军官很多都说：“校长恩重如山”。

而对士兵呢，国民党军队也是“愚兵”政策。只是让士兵服从命令上战场，不但不教育，还很害怕士兵头脑灵活、思想开放。不听话，这兵还怎么带？

这是当时主流军队的一种价值排序。比如，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在兵败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绝笔信，把他的整编74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的名字列了一遍，请蒋介石对他们的家眷进行照顾，但是士兵就没有提。你看，军官是财富，越高级的军官就越是财富，而士兵并不是。

（张灵甫）

所以，官兵不平等，这在当时看来，不仅不是什么腐化堕落，不仅不是什么不民主不人道，反而是通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