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到最有危机感的时刻，恐怕不是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也不是特殊时期，而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当时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遭到挫败之际，曾经兴盛一时的共产主义思潮销声匿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朝鲜、古巴、越南等少数几个之外纷纷改辙易道。

而中国国内各方面在当时看起来也非常落后，各种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那么为什么中国最终能挺过那段时期，没有像国内外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崩溃"呢？

1991年的中国可以说完全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国际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至1990年尽数倒戈变色。

而到了1991年，更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在莫斯科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红旗宣告落地，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以苏联解体、美国全面胜利而告终。

美国吞并了苏联天量的优质资产，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唯一超级强权，中国一下子就失去了在国际政治上在两霸之间周旋的空间。

美国根据海湾战争中表现出的超前战争思维和技术，使得当时在装备上极其落后的解放军根本不可能冲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大量经济制裁、外国撤资事件压在年轻的中央领导肩上，而国家却还要执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费尽心力引进的外国资本瞬间撤离，令政府不得不向老百姓发债来解决资金问题。在社会上，治安恶化导致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迫使政府在几年后发动了第二次"严打"。

幸运的是和东欧、苏联不一样，中国虽然在部分经济路线上是采用资本主义模式还是社会主义模式上有过一定的混乱时期。

但是在政治领导集体上，并未如前者那样完全放弃人民民主，转而投靠美国、西欧的议会民主制度，中国对于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贯而明确的。

而当时中国我党在群众中也仍然具有很高威信，国内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和我党执政经验相提并论的对手，这就在根本上保证了整体政治环境的稳定。

反观以苏联为例，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沉醉于西方的政治理论，主动在苏联我党内部鼓吹西方思潮，给我党的活动制造障碍，不切实际地限制党的权力，肢解党的基层组织。

从而导致政权对于基层的影响力、动员能力迅速下降，这就给了国内外分离主义分子以及党内被组织规章束缚的利益集团良机。

他们成立小圈子、鼓吹基于他们私利的"改革"思想，对西方言听计从，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顾问的方案。

而不问是否有利于全苏联人民。这使得社会阶层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且不可调解，埋下了动荡纷争的种子。

苏联在后期改革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和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缺乏成熟政治经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两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因为过早去世而未能完成更稳健的渐进式改革计划。

相比之下，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小平同志早早和陈云、李先念一起确定了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方针，未雨绸缪地有意识选拔年轻干部进入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培养他们的执政经验和水平。

同时老一辈领导同志又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给予年轻领导干部建议，确保改革开放不偏离既定的轨道。

苏联的崩溃解体是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军事上的大量错误决策也是重要原因。除了在庞大核武库的保养、阿富汗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力之外，苏联在东欧各国的驻军也是其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但是从东欧过于快速的战略收缩又加剧了国内的人员安置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交织在一起，大大加重了改革的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在1991年已经结束了对越反击战，将全国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并没有在周边引发大规模冲突拖累经济上的发展。

同时作为仅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避免了当时的美国把主要矛头在苏联之后转移到自己头上。

在政治风波之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准备工作也得以继续。中国的核武库也长期仅仅维持在足以自卫的水平，保证了自身本土相对核安全的同时，也不需要付出过高的经济代价。

同样是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对于东欧各国和苏联全盘西化、接纳西方经济顾问的"休克疗法"而言，中国对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调整要显得稳健得多。

例如苏联-俄罗斯基于西方经济理论在物价、财政方面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之时，为了促进市场竞争，不惜将苏联时代遗留的庞大国有企业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结果反而使得企业既失去了原本的生产管理能力，又没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格局。

而1991年2月25日至3月1日在中国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确定了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

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以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在这样务实符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方针下，原有的国有企业仍然掌握重要国民经济命脉，发挥以全社会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投资、生产、经营理念。

而民营经济则在农业、轻工业领域蓬勃发展，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源源不断吸纳着从农村、军队、外资工厂里流出的劳动人口，消解了很大一部分社会上的动荡因素。事实上，1991年的中国GDP增长率达到了9.29%，是1990年的二倍有余，这和中国我党正确的经济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社会财富恢复迅速增长的条件下，流失的外资不可能再忽视中国已经初现端倪的巨大市场，仅仅两三年后，大量撤出的资本就开始纷纷寻求重新敲开中国的大门。

1991年时的中国虽然在东亚乃至世界上的横向比较并不出色，但和中国自身各个时期纵向比较，并没有处于历史上的衰落期，反而保持了1949年以来历史上升期的阶段。

就全国总体而言，当时中国已经较好地吸收消化了主席时代留下的工业化基础。以上海宝钢集团为例，1991年6月30日，宝钢二期工程顺利投产就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在引进西方资本的同时，也对利用先进的工业技术促进自身产能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农业上，1982-1991年间，中国粮食年均产量达到8%的增幅，较好解决了同期人口增长带来的温饱压力，并没有出现大的粮食缺口。

而苏联在解体前，食品的短期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巨大问题，在商店里常常因为缺货排起长长的队伍，这也造成了苏联人民对于苏共的信任危机。

中国我党对于耕地保有量、对于杂交水稻等农作物增产等农业工作的重视巩固了执政党的威信和基础。"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可以说是抓住了执政的根基。

商业上，在建国初期清除了大资产阶级之后，改革开放并没有导致新的私人垄断集团形成，民营经济的开阔领域渐次向所有工商个体开放，充分的商业竞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开始重新回到增长的快车道。

在民族问题上，由于中国我党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倾斜和照顾，以及对于自治区工作的统筹领导，中国境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之间一直保持着和谐发展和交流融合的进程。

境内民族间没有出现苏联那种反复迁徙、划地、压迫、仇恨的矛盾，少数分离主义分子并没有得到广大同胞支持。

在政治上也没有形成破坏性的势力。这使得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都能团结一致，专心于改革开放工作。

综合上文所述，虽然1991年的中国看上去危机四伏，但由于中国我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一心发展美好生活的愿望。

中国并没有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崩溃"，反而为日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打下了良好基础。

文/文史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