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年孝

　　父亲的诧异

　　“啥？农业银行？就是碑庙乡食品站隔壁，碑牌河畔，猪牛市场对面，两间青瓦房，两扇旧木门，前面一条大马路，汽车一过，漫天灰尘直往里灌，那样色儿的农业银行？”

　　1987年7月28日中午，从被誉为达县地区“清华”的四川达县财贸学校商业会计专业毕业后，我兴高采烈地把工作单位分配通知书，递给躺在竹制凉椅上的父亲。没想看见“农业银行”这个名称，他一个鲤鱼打挺，坐直了身子，撂出一句话。

　　紧接着，他像是开启了记忆的雷达在搜索什么，不几秒，嘴里蹦出第二句：“你好歹也是达县地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分配到了农业银行？”

　　正在忙碌着准备午饭的母亲被吓了一跳，忙从黑黢黢的土炤旁来到屋子中央，抢过通知书，看了看，说：“不错，吃上了商品粮。”

　　“唉！”父亲几乎使出全身力气，把憋在胸腔里的恶气倒了出来，他苦涩地摇着头，不停地唉声叹气。

　　“咋了？”母亲不明就里，“二娃吃商品粮，你不高兴？”

　　“还咋了？！”父亲不友好的眼光抽我一下，“祖上是干啥的？通州的刺史，官，呼风唤雨的大官。不信，去祖坟园看看那墓碑。他可倒好，进了银行。能干啥？读的书有啥用，白瞎了！”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银行咋滴，也吃商品粮，和乡干部有啥区别？”母亲早已烦了父亲总炫耀祖上的辉煌，“二娃比你强，至少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见我不知如何是好，一把拽着我的手，道：“走，二娃，帮妈理菜，烧火，别理他。”

　　我只好跟着母亲去到土炤旁，帮忙摘菜，躲避父亲的刁难。

　　这年7月，海拔800米，像块大布片斜贴在大巴山南麓，一直夏季清爽的家乡—达县碑庙乡半坡村，突然间改变了脾气，早早地炎热起来，几乎不到正午，村民们就被烈日赶回了家，躲在屋檐下，“吧嗒吧嗒”地摇着蒲扇开始纳凉。

　　我们家在村子西边的一大片稻田中，两间土坯房在夏季茂盛生长的稻苗中间，显得分外别致。

　　父亲的大嗓门儿逗来了喜欢热闹的村民，屋外的几条稻田埂像章鱼爪子，把村民拽到了还算宽敞的土坯屋。在了解情况后，多数人与母亲站在同一战线，夸我吃上了商品粮，但也有几位解放前读过私塾的家族长辈和父亲结成了同盟，一句又一句抖落叹息。

　　“古话说‘学而优则仕’。”二爷爷算是家族中最有学问的长辈，他用“传道授业解惑”的语气，说，“这个‘仕’指仕途，就是当官。二娃，是我一直看好的后生，咋就进了银行，而不是衙门咧？可惜了，可惜了，祖上的辉煌何时续上未可知也，未可知也。”

　　经他一拱火，解放前读过私塾，解放后读过高小，在村里当会计的父亲更难受，欲把一腔怒火砸向我，但碍于村民多，又自然而然分成了两派，除了拿眼光灼我，也别无他法。

　　8月2日，是我去农业银行四川达县市支行报到的日子。一大早，父亲就将一床厚棉被找出来，扔在他纳凉的竹椅上，不待东边泛出鱼肚白，就气呼呼地上了坡。

　　吃过香喷喷的鸡蛋面，准备离开时，母亲安慰说：“你爸还在气头上，别计较，好好干，妈相信你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我苦涩地笑了笑，将大棉被甩挂在肩上，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半坡村。

　　领导的关怀

　　那日黄昏，我从乡下一路问询找到农业银行达县市支行北外办事处，报了到，被安排在一间只有一架旧木床的寝室，有了自己的家。当我掏出最大的家当《红岩》时，赵主任走了进来。

　　他拿起那本画了许多横杠的小说，从头到尾地翻了一遍，说：“我就喜欢爱学习的年轻人。这本书，你没少读，下了狠功夫。”

　　我腼腆一笑：“是我二爷爷家捆面的，小时候，没事儿就去他家读。见我喜欢，就送给了我。读了好多遍，感觉没够，还想读，所以没舍得丢，就带来了。”

　　“这很好，是优点，继续保持。”赵主任夸道，他放下那本小说，转变了话题，“不过，现在是农业银行职工了，多抽时间学习银行制度，多学一些金融知识，对你成长有好处。”

　　作为山里的娃，我对“成长”一词理解不深，但隐隐约约品出了一丢丢味道，便不懂装懂地回答：“嗯，谢谢领导鼓励，我会好好学习银行知识的。”

　　“我们打算这样安排你的工作。”主任派工道，“从最基础的出纳开始，继而是会计、主办会计，再后来视情况而定。你觉得如何？”

　　“服从安排。”我回答。

　　“那好，你忙。”赵主任笑着离开了。

　　尽管有点疲倦，但十分高兴，因为我正式成为农业银行职工，开始吃商品粮了。趁着高兴劲儿，我立马给父母写信，报平安。

　　没多久，喜欢赶场的父亲收到了我参工后的第一封信，虽然对我没能“学而优则仕”很失望，但毕竟吃商品粮了，他还是欣慰。可当在碑庙乡邮电局领取了家书，他看到是“出纳岗”时，又炸了锅。

　　“咋啦？”一块儿赶场的二爷爷赶紧问，“二娃报到不顺?”

　　他没心思解释，将信拍在二爷爷胸前：“自己看吧。”

　　“数钱？！”二爷爷虽是旧社会的落魄知识分子，但“出纳”的涵义还是明白，他比父亲更难过，絮叨起来，“完了完了完了，咱家六十年才出一个秀才，结果数钱。唉，这都什么事儿啦。”

　　父亲不耐烦被数落，一把夺走那封信，撕得粉碎，将碎纸片洒在邮电局门口，撂下二爷爷独自去了猪牛交易市场。

　　“来来来，小郑，你有一封信。”在我快要把盼回信的愿望淡忘时，突然一天傍晚，主任将一封家书和一大摞书籍送到了寝室，“你喜欢看书，我这里有，赠给你。”

　　“谢谢，谢谢谢谢......”面对那一大摞书籍，我感动了，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那份温暖。

　　整理完书籍，见我迟迟未打开家书，主任提醒道：“打开信看看你家有没有啥急事？”

　　我这才撕开信封，取出信纸，开头的称呼就让我忍俊不禁，由以前的“二娃”变成了“数钱的”。再看内容，依然是对“学而优则仕”的解读，我料想那封信是二爷爷指导写成的，唯有最后一句“既然选择了数钱，就好好数出名堂！”是父亲的原创。

　　组织的厚爱

　　“接下来，你到信贷岗历练，具体和老信贷员陈哥一个组，他很工作经验，好好学学。”五年后，调换到农业银行达县支行南外营业所，曾经当过兵的魏主任天生具有刺探“情报”的本领，第一次谈话时就知道我的底细，他说，“你出纳、会计业务都很熟悉了，信贷还没干过。”

　　发现我手里拽着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未经同意，就夺了过去，潦潦草草地翻了几下，问：“喜欢文学？”

　　“打小的爱好。”我老实交代。

　　他又问：“写过东西？”

　　“初二时写过作文《春夜》，老师投给青年报发表了。”我回答。

　　“初二？”他两个黑悠悠的眼珠子惊得像两个小灯泡。

　　我点头：“嗯！”

　　“还写过啥？”他追问。

　　“写过储蓄存款消息。”

　　“也发表了？”他好奇，几秒钟后，“呃，想起来，看过一则宣传有奖储蓄的消息，你写的啊。当时还以为是和你同名的另一个人写的，很好很好，不错不错。商品经济时代已经来临，银行需要宣传，你大有用武之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银行信贷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收贷员”，经验丰富的陈哥不习惯这“收贷员”的苦日子，便口若悬河的唠叨。

　　见跟师学艺途中总带着一本文学书籍，就嫌我“不务正业”，他首先自我批评不像老师，其次才批评我不像徒弟。有一天，他偶然在《通川日报》上看到一篇通讯《提起先进就来气》，便忍无可忍了，将报纸“啪”地拍在我办公桌上，质问：“你小子写的？！”

　　“嘿嘿，是我干的。”我没抵赖。

　　《提起先进就来气》是陈哥唠叨的提炼。那年，因“收贷员”当得很出色，组织要评他为先进，但他觉得还未“应收尽收”，不够资格，所以极力推辞。

　　本以为只有陈哥看了，没想掌管先进评选的组织也看了，他的谦虚因此搁浅，成为了先进“收贷员”，可是他并没高兴起来。、我把陈哥拖入苦海，自己却爬上山岗见到了阳光。不久后的一天，新的营业所主任来了，他那张大嘴几乎贴着我耳朵，小心谨慎地说：“小郑，行长找你谈话，今天下午就去。”

　　“啊！？”我懵了，以为是闯祸了。

　　无奈，当日下午，我只好壮大胆子，准时敲响了行长办公室的门，一个洪亮的声音破门而出：“请进！”

　　我胆怯地推开门，走了进去。行长摘下眼镜，抬起头：“你就是不务正业那个信贷员吧。”

　　“是我，行长。”我回答。

　　“坐。”他指了一下面前的椅子，用纸杯沏了茶，端过来，放到我面前，“喜欢写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喜欢。”

　　“那就好好写。”他说，“农业银行组织需要。我看过你的文章，总体不错，但需要提升。你可以自选一次写作技能培训。”

　　“当真？”我很诧异。

　　“组织上很重视写作人才培养。”行长大概猜到了我惊讶表情的含义，“有没有参加文化课培训的打算？”

　　“想倒是想，但......”我不敢得寸进尺。

　　“说，想参加什么培训？”

　　我怯怯地看着行长：“想......想参加鲁迅文学院培训。”

　　“当作家！？”行长吃惊了，压根儿没想到我早有预谋。他没立即表态，从衣兜里摸出烟，抽一颗，旁若无人地吸起来，直到第二颗化为灰烬，才说话：“去，好好学，把文化带回来！”

　　支书答疑

　　“他要干啥？”收到我从鲁迅文学院寄回的信，父亲更傻眼了，冲母亲一顿咆哮。

　　这咆哮声招来了已年迈，但耳朵特别聪明的二爷爷，他杵着一个青冈木拐杖，来到土坯屋：“二娃又怎么了？”

　　“给。”父亲将信交给二爷爷，突然想起老人家的眼睛已经模糊了，又抢回去，把内容逐字逐句读给二爷爷听。

　　“完了完了，二娃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二爷爷依旧惦记着“学而优则仕”，一脸失望，一嘴悲叹。

　　“啥就完了？”当过村里妇女主任的母亲已然是个异类，唱起了反调，不满二爷爷的话，“二娃多读点书，多学点文化，多懂点道理，有啥不好？你们一老一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数落。二娃要是不走正道，单位的领导会答应？组织上支持，那就是正道。你们瞎捣鼓啥？”

　　二爷爷自觉理亏，在母亲连珠炮数落时，悄悄逃了。父亲也觉得没趣，双手剪背，随二爷爷而去。感知到了身后有尾随者，没走多远，二爷爷停下来，回转头，看着父亲：“咱爷俩真错了？”

　　“错啥错。”父亲顽固到底，“你说，一个银行里数钱的，去培训文学，这明显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瞎扯淡嘛。”

　　“也是这个理儿。”二爷爷也迷糊，“不好好数钱，咋就去学文咧？到底啥用？银行需要文化？”

　　他斜站着，那本已佝偻的身子像个巨大的问号，会同一额头黑褐色的褶皱，满眼疑惑地仰视着天空，然而，这天恰巧没有太阳，是个下雨前的阴云天。

　　“书记来了？”正当二爷爷祈求上苍解答心中疑问时，父亲招呼半坡村支书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俩这是干嘛，没见着快要下雨了？”村支书一幅无法理解的表情，他走过来，招呼二爷爷，“二叔，快回屋，要下雨了。”

　　“唉，心里烦着咧。”二爷爷说。

　　“烦啥？”支书懵懂，“你这么高寿，身体还这么硬朗，还有烦心的？”

　　“他家的。”二爷爷点了一下父亲，“二娃不听话，不听话呀。”

　　“呃，听说了。”支书恍然大悟，“不是二娃不听话，是你们落伍了，与时代不合拍了。”

　　“此话怎讲？”二爷爷白眉紧蹙。

　　“改革开放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吧。”支书批评说，“你俩还抱着旧思想、老观念不放。二娃干得可好了，很优秀。”

　　“你了解？比我们还了解？”父亲一脸不屑。

　　“怎么说咧，虽是你家的娃，但你还真不了解。”支书说，“你看达州日报没？没有吧。告诉你，二娃的名字经常出现，宣传的都是国家金融政策，讲的是农业银行造福人民的故事。”

　　“当真？”二爷爷怀疑。父亲更不相信，狐疑着支书，似乎在索要证据。

　　“来来来，看看这张报纸。”支书连忙从衣兜里拖出一张折叠成四方块的《达州日报》，小心翼翼地打开，递给父亲，指点着说，“你看看，这儿，这儿。”

　　二爷爷凑过来，眯缝着眼，吃力地看了看报纸上的一个姓名，笑了：“嘿，还真有二娃的名字。”

　　“还瞎折腾不？”支书责问，“农业银行已经改革为了国家商业银行，是金融企业了，要做成百年老店，需要品牌，需要宣传，更需要文化。让二娃去培训，那是农业银行在培养文化人才。这多么浅显的道理，你们读过私塾应该明白嘛。”

　　父亲似乎醒悟了，一脸愧疚地保持着沉默。二爷爷却很坦率：“明白了，不瞎折腾，不瞎折腾了，再也不瞎折腾了。”

　　“这就对了，老人家。”支书说，“二娃没辜负半坡村，更没辜负你们家族。农业银行也不是早前的青瓦房，已经改建成了砖墙屋，大变样了。不信，再去碑庙乡看看？”

　　那天晚上，父亲没了心思吃饭，他独自坐在竹椅里反省，直到深夜才找来信签纸和笔，给我写回信。信的抬头处用了二十多年“数钱的”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改回了“二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