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饮食毫无规律可言。他们的食物来源极不稳定，完全依赖于自然的恩赐。

以亚马逊、非洲中部和印尼原始村落的部落为例，那里的人们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食物的获取充满了不确定性。在BBC的纪录片《人类星球》中，有这样的场景：非洲中部的土著人为了获取食物，冒险攀爬高树采集野蜂蜜，而在树下等待的亲人接过篮子后，便迫不及待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美食。

然而，这样的幸运时刻并非时常降临，他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寻找食物上，仅留有少量时间用于休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农耕文明逐渐兴起，饮食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当农耕技术日益成熟，人们不再仅仅依靠不稳定的采集和狩猎来获取食物，食物供应相对变得稳定起来。

在中国的周秦至汉代时期，普通人通常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早餐被称为“饔”，一般在上午10至11点之间享用，晚餐称作“飧”，往往在下午3至5点进食。

孟子曾说过：“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句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

而在汉代，统治阶层逐渐过渡到一日三餐或四餐，但平民大多仍然保持着两餐的习惯。《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中记载，刘长因谋反被贬至蜀地，汉文帝仍下令给予他一天三顿的饮食待遇，从侧面体现了当时饮食规律的变化。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普通人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开始接受三餐制，午餐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中国的饮食习惯因地域和历史的差异呈现出极大的不均衡。

由于古代战争频繁、自然灾害不断，普通百姓的饮食常常是三餐与两餐交替进行。在某些时期和地区，三餐制是常态，而在其他时候则可能只有两餐。

清朝的“帝王餐”采用的是“两餐制”，即早膳和晚膳。早膳通常在卯时（早上六七点）后进行，晚膳则多在中午至下午两点之间。

此外，清朝的“帝王餐”还设有“早点”和“晚点”作为副餐，形成了“明二暗四”的用餐结构。

在古代近东、希腊和印度地区，普通人也多以两餐为主。在古埃及，三餐的概念最早出现，普通人通常在早晚各吃一顿，而富裕阶层则逐渐在下午增加了一餐。

可以看出，在古代，不同地区的饮食情况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这些都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英国，“午餐”一词的英语为“lunch”，最初其含义是“一团”或“一块”。

在英国的某些方言中，午餐被称为“lunshine”（一块食物）和“nonschench”（中午的饮料），而“luncheon”这一正式用语则是由这两个词合并而来，意思是“中午的食物和饮料”。由此可见，英国午餐的概念和称呼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过去，英国的午餐或许并没有像现在这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发生了变化，午餐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

如今，午餐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选择不同的食物作为午餐。

在日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习惯于每天只吃两顿饭，分别在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的三餐习惯逐渐形成，尤其是在近代，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以稻米为主的饮食习惯是在昭和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普及的。过去，普通人主要以碾碎的大麦米作为主食，混合饭则是富裕家庭的专属，普通百姓多以麦、蚕豆和白薯干等煮成的菜粥为主。

这种饮食习惯的变化，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体现了人们对饮食健康的重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午餐”的兴起是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1895年，英国作家盖伊·贝林格在《打猎者周刊》中首次提出了“brunch”（早午餐）这一概念。

他建议用一种新的午间饮食来替代周日教会活动后提早开始的晚餐，认为后者往往让人感到疲惫。贝林格将早午餐称为“周六晚上的醒酒餐”，这一说法在美国东海岸迅速流行开来，成为一种休闲和社交的新时尚。

1939年，《纽约时报》宣称周日的饮食应为“一日两餐”，即早午餐和晚餐。到了60年代，早午餐的风潮愈发强烈，90年代时，美国人甚至在周六也开始享用早午餐，使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再仅仅是周日的“特殊活动”。

早午餐的兴起，满足了人们在周末放松身心、享受美食的需求，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和交流的平台。

国内知名文化评论家马未都在其文章中提出，建议人们一天只吃两餐，省去午餐和午休的时间，从而缩短工作时间。他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促进晚间消费，减少营养过剩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营养过剩现象，以及脑力劳动日益成为主流的现实情况。在现代社会，人们每天的能量消耗和补充需求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上班族确实会选择在中午不进食，或者用简单的食物来应付。

马未都的这一主张，引发了人们对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深入思考。三餐制的出现对于人类的饮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形成得益于多种因素，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稳定的能量供应，也适应了社会生产的节奏。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8小时工作制的普及使得三餐成为普通人维持精力、与社会生产同步的方式。在农业社会，尽管食物总量有所增加，但由于各种原因，每个孩子可用于生长的能量却可能减少。

而三餐制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能量摄入，确保身体的正常运转和工作的高效进行。社会阶层与用餐时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保罗·福赛尔在其讽刺性著作《格调》中深刻地观察到，阶层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用餐时间的变化。

中上层人士通常在晚上8点开始晚餐，而更高阶层则在9点甚至更晚才开始用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人们往往在晚上5点半就匆忙吃完晚餐，可能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而那些能够在餐前酒喝到晚上10点，饭吃到凌晨1点半，直到3点半才收拾的人，常常被视为暴发户。这种用餐时间的差异，不仅反映了经济状况的不同，也体现了社交需求和身份象征的差异。

上层和富人群体在用餐次数和时间上始终领先于普通人，这既源于他们的经济富裕，也与他们丰富的社交活动密切相关。

在运动员的领域中，特殊的饮食要求对于他们的表现和健康至关重要。以中国足球运动员艾克森为例，他采用“每天六餐、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以尽量控制体脂含量并增加肌肉。

他对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甚至达到了“精确到克”的程度。每次用餐，他都会仔细计算食物的营养成分，以确保摄入的能量和营养能够满足训练和比赛的需求。

通过这种严格的饮食控制，他能够在赛场上保持良好的体能和竞技状态。世界著名的足球运动员C罗同样以其严格的饮食要求而闻名于世。他保持着每天六顿饭的饮食习惯，成功地保持着比超模还低的体脂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都进行了严格的把控。他注重摄入高质量的蛋白质、健康的脂肪和复杂碳水化合物，同时尽量避免过多的糖分和盐分。

在训练期间，他会根据训练的强度和时间来灵活调整饮食计划，以确保身体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支持，从而在赛场上保持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