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者·第六十八期︱著名主持人、编导、制片人亚妮

“眼没了，心就亮了”“我们早早地就看到了命，知道每个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心就宽了不是”“活一回是活，活两回是赚”……这些朴素而又深刻的话语来自山西太行山深处那些与世隔绝盲艺人们。

而记录这些话的人，曾经是浙江最红的女主播，她集主持、编导、制片人于一身，还获得过“金话筒”奖和全国“十佳”主持人称号……她就是亚妮。

10年前，还是浙江卫视“一姐”的亚妮似乎忽然之间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0年后，带着《没眼人》，亚妮回来了。

《没眼人》是书，也将是电影，还会有纪录片，而这就是亚妮花了十年时间去做的事。

亚妮在山西左权采访“没眼人”

所谓“没眼人”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盲人，但在山西左权，有一支传承了70年的特殊的“没眼人”队伍。他们以流浪卖唱为生，至今保存着辽州小调完整的曲牌曲目和原生态的演唱方式。传说，在抗战期间，这是一支八路军的特殊情报部队，虽然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档案、没有记录，但是至今保留着八路军的管理制度、行军方式、分配制度。

2002年，亚妮第一次走进太行山深处，在山西左权一个村口的古旧戏台上，听到了“没眼人”最自然质朴的歌声。媒体人的敏感性告诉她，这些人的故事值得拍，于是，《亚妮专访》多了这样一期关于没眼人的故事——《向天而歌》。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之后的几年中，亚妮断断续续往返于左权山区与杭州之间，听到了越来越多有关盲人歌者的故事，慢慢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将所有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2005年，浙江电视台节目改版，亚妮主动提出停办《亚妮专访》。而后，她一头扎进了太行山，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却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没眼人”的故事。

不久前，亚妮做了一场以“快乐，是一种回归”为主题的讲座。她说，和没眼人在一起的这十年，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原生的快乐，而她的记录，就是想要把这种快乐分享给更多人。

↑↑亚妮拍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一段视频告诉你

快乐，是一种回归

分享嘉宾：亚妮

我的老家在丽水庆元，是浙江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虽然我没去过老家，但我的父辈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我对山、对山区老乡的亲和感，是埋在基因里的，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个山里人。每次进山时，我都有一种天然的回归感，这种回归感就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两个字——快乐。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快乐，这个主题的载体就是太行山流浪卖唱将近70年的群体，太行山的人民叫他们“没眼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城里人说的盲人或者瞎子。

当年在左权拍完一期《亚妮专访》出来时，半路上，在一个村庄的祠堂里，一个古戏台上，有一群人，坐在背包上，向天而歌，吹着打着……然后有一个有老乡告诉我说，这些人是“没眼人”。另外有一个老乡告诉我他们是光棍，第三个老乡告诉我他们是八路。这三句话让我感到特别奇怪，因为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本科是学导演的，纪录片导演，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这个队伍里一定有非常多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没眼人”。这个发现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决定了你要进行的这件事的成败。

如果你的发现点是对的，那么成功的一半就有了。

当时我还在做《亚妮专访》，这是浙江卫视的一档人文类纪实访谈类节目。它是周播的，一周之内，从文案选择、文案确立，到现场拍摄、视频剪辑等，全部都要由我自己来完成。

这样一来，每周真正的拍摄时间只有一天到一天半，最多两天。那些年，我每个星期要出去采访2次，一周要坐四趟飞机。有时候飞机晚点，深夜十一二点到杭州，也得立刻背着包进剪辑室剪辑，凌晨剪好了就在剪辑台上写解说词。

你不能有任何差池，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也完全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

《亚妮专访》是在我决定拍“没眼人”之后停播的，2010年，我们台长曾想让我再开《亚妮专访》，但我说：“真对不起，我不能做了，我做不动了。”

但是，这么多年做下来，《亚妮专访》就像一所大学让我学到很多，这10年来接触到了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其中也包括了我跟了整整10年的“没眼人”。

这些“没眼人”带给我两个字，那就是快乐。我们生活在当代的物质文明当中，我们拥有了很多东西，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个人以为我们失去的最令人心痛的就是快乐。这种快乐其实是有原生土壤的，不是我们想让她快乐就快乐，想不快乐就不快乐。有的人想让他快乐都不行，他已经没有这个土壤，他的土壤上种的是钱，是名和利，他无法种植快乐，快乐已经离他很远。

我见到这些“没眼人”的时候，他们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自然地造成他们无欲望的一种生活状态——能吃饱，能穿暖，能睡觉，能有人听他们唱歌，就那么快乐地生存。

亚妮和“没眼人”在一起

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瞎乐呵什么呢？有一个盲人告诉我：“眼没了，心就亮了”。这是一种通透，好像是看破红尘，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红尘。这种快乐是原生的、原始的。还有一个盲人和我说：“我们早早地就看到了命，知道每个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心就宽了不是”。

这种快乐不能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我只是想让人知道，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身上还有这么原生的快乐，我们的生活再有艰难，再有困苦，再有不悦，再有分歧，再有什么，我觉得比起他们来，我们都没有什么不快乐的。

当时，《亚妮专访》一期节目录完了之后，我常常和“没眼人”聊天，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他们的主唱叫七天，他很不以为然地对我撇撇嘴说：“俺家的哥哥和你一样，是个记者”。当时我就特别奇怪，大山里的流浪艺人怎么会有哥哥在北京呢？然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他的哥哥，当时他在新京报当娱乐记者。哥哥说自己16年没有回家了，职业敏感又一次告诉我，这里有故事，但是他不愿意说。

“没眼人”的主唱七天

后来我回到山里，想要拍一部片子，就叫《兄弟》。两兄弟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在山里卖唱，一个在北京做大腕，我想挖出背后的故事。我把弟弟带到北京，这也是弟弟第一次出山。故事就从这条线开始了，这条线就像打开了一扇门，我后来10年对“没眼人”的整个的记录采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对兄弟的妈妈是盲人，哥哥的爸爸是烧窑的。每年冬天，这户人家都会收留“没眼人”卖唱队伍来家里过冬，时间久了妈妈和盲人队长有了私情，生了弟弟。兄弟俩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只有三个大人知情。

弟弟小的时候眼睛还有光感。烧窑的爸爸明知他不是自己亲生的，但为了治好孩子的眼睛，还是日日夜夜地拼命烧窑赚钱，谁知窑塌了，爸爸被压死了。

爸爸死后，哥哥偷了爸爸辛辛苦苦赚来的800块钱，想去县城师范学校读书。妈妈和盲人队长发现后，并没有把哥哥抓回来，盲艺人们还拿出了所有的1200块钱，和800块钱一起，缝在了哥哥的内衣上，一起把孩子送出了山。

哥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山。他说自己一辈子不想再回山，他从小就是十几个盲人的“棍儿”，那种感觉太让他恐惧了，他不愿回去。但当他后来在我拍摄的镜头里，看到瞎眼的弟弟在唱歌之后，却嚎啕大哭——因为当初他拿的那800块钱，自己才有了今天，而弟弟却永远瞎了。

他将弟弟带回北京，买了门面，办了执照，想让他靠盲人按摩来赚钱。但才待了不到2天，弟弟就决定回山。我和哥哥一起劝，他仍然坚持要回山。

后来，盲人妈妈死的时候，才把身世秘密告诉了兄弟俩。这要是在我们城里肯定打破天了，可两兄弟却依然如故，相扶相持。妈妈的葬礼上，弟弟编了一首歌，唱的就是兄弟情，“我这辈子什么都没看见，只有一个愿望，下辈子睁开了眼，把所有的恩都报上。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兄弟情……”

弟弟脸上总是带着笑脸，哥哥却在台下不停地抹泪。后来哥哥辞了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查询这批盲艺人的档案。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他已经把盲艺人看成了家人，一辈子就为盲艺人而存在了。

说到快乐，我又想到一个故事。有个盲艺人叫肉三，没有大名。因为我的电影是断断续续拍的，有钱就拍，没钱就歇着。当我第二年再进山拍的时候，发现肉三没了。我说肉三去哪儿了，他们告诉我说肉三太胖了得了肛瘘，太臭了，大家没法和他一起睡，只能把他送回家。

肉三（前）

我开着车去肉三家，乡亲们跟我说，一定要拍拍肉三的姐姐。为什么呢？肉三家三兄弟全是瞎子，只有一个姐姐看得见，姐姐又嫁了个盲人老公，带来的小舅子也是瞎子，姐姐后来生了个儿子还是瞎子。一家六个瞎子，全靠姐姐一个人种地养活。

姐姐很瘦弱，脸上却荡漾着自然愉快的笑容。我从没见过姐姐脸上有愁苦的表情，总是那么快乐，那么满足。

后来老乡告诉我，姐姐的老公去世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这个孩子生下来眉清目秀，一双大眼清澈明亮。老乡们都说，是上天看不过去，给他们家送了一双眼睛。

从此以后，盲人们出去流浪卖唱要饭，每一分钱都交给姐姐，告诉姐姐说：“老天给咱的一双眼，就是用来读书的，书念好了，咱家就好活了”。于是，所有的钱就供这个孩子读书，一直读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

后来我把肉三接回了剧组，但是不到一年，肉三就死了。死的那天做丧，必须要家里的男人背孝袋，也叫牵魂，送到坟头。这个博士是他们家唯一一个“有眼”的后代，就见他背着孝袋往山上走，一路走一路喊，跪两步磕个头。到了山上，这个博士嚎啕大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是这样哭的。这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亲情。

我经常说我们失去了什么，快乐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子女不懂得孝顺，我们的姐妹不懂得爱护，我们的妯娌互相算计，我们甚至会用利益来算计亲情，但山里人不。我问过姐姐说：“你凭什么要为6个瞎男人这么操劳，难道你不知道累吗，你不为自己想想吗？”姐姐就说了一句话：“他们是家里人啊”。这就是亲情，所以她会快乐。

看过了“没眼人”的快乐，当你想不通的时候，当你郁闷的时候，就想想他们吧，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快乐地活着。

以下摘录自现场问答环节——

问：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盲人，他们和大山里的“没眼人”的心态是不同的，“没眼人”的快乐是大山里的环境所带来的吗？

答：从物理上讲，有两种因素使他们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第一种是他们天生没眼，外面的花红柳绿他看不见，他没什么欲望；第二种他会歌唱，那种歌唱就像我们现代人说的解压法似的，再苦再累再郁闷，放声一唱好像就天高地阔。

问：您原来是做主持人的，但是我感觉您特别喜欢做纪录片，拍片长达10年之久，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下去的？

答：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后悔，我都不想做了，但是盲人的一些细小动作感动着我。更多的是盲人永远在问着：“亚妮老师，俺的片子什么时候能看啊？”有一种人你是需要给他交待的，没有办法，好像有一种责任在你身上。

问：您做这个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

答：开始的时候没有商业目的，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商业目的，是因为我必须拍出电影挣点钱才能把纪录片拍完，大家知道纪录片是不赚钱的。其实我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初衷非常简单，我就特别奇怪，这批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活，怎么死，怎么爱，怎么恨，我就想把这个故事带出山，到后来才慢慢有了主题，快乐、阳光、让现代人回归等等。

问：面对这些盲艺人的困难，我们是该不该去资助他们呢？如果资助是否会破坏他们的原本的生活状态？

答：这确实是双刃剑，你们看到的，其实都是十年、八年前拍的影响“没眼人”，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自从我们介入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他们，他们现在甚至已经成了左权县的一张名片，以前的状态其实已经没有了。但是你说，应该让他们一直生活在以前那种卖唱要饭的状态吗？我也不忍。但是这种艺术质感的失去，也是蛮心痛的。但是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需要代价。

亚妮和崔永元（前）带着左权的盲艺人们在北大举行《没眼人》新书发布会

问：您说盲艺人已经变得商业化了，在这样环境下，您坚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答：作为自然人，作为亚妮个体，我可能会放弃，因为他们的日子已经过好了，已经不需要我了。但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们从原始到商业的过程是个非常好的记录过程，这也是一种好素材，所以说我不会放弃。这两者是矛盾的，但是它又是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