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在北京进行了一场“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作秀。后世的日本右翼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对日军残暴的指控。同样是日军占领中国的首都，1937年的南京为何与1900年的北京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呢？

冈村宁次

抗日战争时侵华日军将领冈村宁次，在其战地日记中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冈村宁次承认，“在这40年中（从甲午战争起算），我官兵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著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被誉为神兵，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宫崎周一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变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

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日军在八国联军中表现隐忍，拼命作秀，除了冈村宁次等人的分析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的战略考量。

义和团动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都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的完胜，获得了朝鲜与台湾，需要时间对这些巨大的战利品进行消化、吸收。朝鲜半岛总是被日本人看作指向自己的匕首，而辽东半岛则无疑是这把匕首的刀把，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下，日本却被迫退还了中国割让的辽东半岛，俄国随后就从中国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夺地“租借”了旅顺、大连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俄国的咄咄进逼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其实只限在朝鲜南部，而在俄国人的鼓动下，朝鲜君臣也时时表现出了桀骜不屈的姿态。

台湾方面，日本虽然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建设，但抗日运动依然活跃，并且以福建为基地，令日本殖民当局头疼不已。因此，日本此时最希望的，就是在它有力量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中国最好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这也是日本在戊戌年（1898）对鲁莽、冲动的半吊子改革者们不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的主要战略考量。

在北面的朝鲜和南面的台湾之间，日本将对华关系的重点确定在南部，希望能将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而扩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与台湾呼应，获得巨大的战略空间。按照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说法（他在1880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线”和“利益线”），中国东南的这个区域，平时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区和日本的加工区，战时则可以轻易扼住台湾海峡这一“东亚的咽喉”，应对任何敌人的挑战。1898年，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保证，不会让任何列强染指福建，但当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筑铁路时，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随后，义和团动乱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残杀，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万-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真正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皇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种族战争此时也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近卫笃麿公爵，在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文中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当义和团动乱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日本不出兵则罢，一出兵则必然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而且还是“低调之师”。

而日本的隐忍，为的是图谋更大的利益⋯⋯